論文范文一
題目：新城市社會學下我國當代藝術社區的邏輯探尋
城市的發展，一面吸收著個體心性的靈魂，一面繁衍出大量的客觀文化，最終創造出一種齊美爾所稱的“大都市人”的心理現象。古典社會學四大奠基人之一，齊美爾與另外三位有著明顯的不同。他試圖通過描述和解釋生活中的一些瑣碎小事，抓住生活世界的決定性“瞬間”,以此解釋現代性的社會，并揭示生命的本質。
摘要：新城市社會學是一種城市社會學空間轉向的產物，其將城市作為一種資本分配與權力及斗爭下的異質結構，并對其中的不同階層予以考量分析。以這一理論視野進行觀照，上世紀末在我國產生的諸多藝術群落，在本質上是一種具有一定自治性的獨立社區結構；其發展和運作有著邊緣化、凝聚力、動態性等自身特殊邏輯。
關鍵詞：新城市社會學；社區理論；藝術社區；中國當代藝術
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我國的當代藝術史是一部幾乎與城市藝術社區同步演化的發展史。無論是從思想流變還是從藝術家來源上而言，這些位于城市邊緣的藝術社區都為我國早期當代藝術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因此，以新城市社會學為視角去探尋這些藝術社區的內在邏輯，在社會學和藝術學領域都有著相當的研究意義。
一、傳統城市社會學向新城市社會學的轉向。
城市作為人類文明的基礎載體，它的產生及發展過程一直是社會學研究的重點。隨著 20 世紀中前期西方社會的發展，城市社會學 （Urban Sociology,亦稱都市社會學） 作為一個專門研究城市空間和社會轉型的學科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作為一門社會學科，雖然城市社會學的發展歷程不長，但其卻經歷了幾個重要的階段轉向。
從歷史角度上而言，首先對城市發展過程中種種變化和現象予以關注的是古典社會學。其中韋伯 （Weber）、齊美爾 （Simmel）、涂爾干 （Durkheim） 等人都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對城市社會學的理論奠基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上世紀 20 年代，以伯吉斯 （Burgess）、霍伊特 （Hoyt）、哈里斯（Harris） 等美國社會學家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以人類社會學為內核、以互動論觀點為視角，對城市區位發展的一般模式與社會混亂的根本原因做出了經典的闡釋。
然而伴隨著上世紀 50 年代中后期許多歐美國家陸續經歷了工業化、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社會轉型，由郊區化、階級分化、失業人口增多、國家經濟轉型等因素引起的社會矛盾，在其國家內部造成了多重危機。此時，許多社會學家開始重新反思傳統城市社會學中的理論觀點和學科架構；一些批評者指出以往的城市社會學研究過于強調技術決定論，而忽視了城市中由階層、族裔差異而帶來的不公正問題。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以列斐伏爾 （Lefebvre） 為首的學者主張將政治、經濟納入到城市社會學的研究體系之中，去辯證性地探尋城市空間中資本分布、族群差異、政策管理等元素對城市的影響。他們認為，現代城市本質中存在的“中心-邊緣”對抗關系，導致了其發展過程中階級沖突和種族不平等的日益嚴重。
上世紀 七八十 年代，以卡 斯泰爾 （Castells）、祖 金（Zukin） 、沃頓 （Walton）為代表的社會學家以古典社會學和傳統城市社會學為基礎，正式提出了“新城市社會學”（New Urban Sociolog y）這一研究概念。由此，城市社會學完成了它的空間轉向；新城市社會學作為一種城市研究的替代范式 （Paradigm），更加注重以不同視閾去理解社會演變與空間轉換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相較于具有“空間拜物教” （Fetishism of Space）[2]傾向的芝加哥人文生態學派，新城市社會學主張對“空間正義”及社會階層運動進行重新思考。他們認為，空間是一種不平等的結構，因此，需要將城市空間的嬗變作為一種資本、權力支配下的因變量，并以此來考察現代城市中的階層沖突與不平等現象。
二、作為社區結構的藝術群落。
現代城市是一種經濟上財富積累與政治上權力分配的產物，其自身內涵著資本與話語權的矛盾與斗爭；而當這種城市的異質屬性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則會相應地產生社會革命與騷亂。對此，為了使城市中不同階級的關系維持在一個穩定的范疇之中，城市管理者與社會中的不同群體都作出了一定的調節和讓步；其中，“社區” （community） 這種自治性的城市特殊結構，在城市的宏觀發展和個體的微觀發展關系中起到了重要的連接作用。作為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社區不僅是一種地理空間上靜止的構成集合，更是一種抽象概念上的觀念集合。因此，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無限擴展、動態變化等特點和維持社會秩序、支配個體言行等功能。
20 世紀 80 年 代， 隨著 思 想開 放 和 經濟 改 革 的 逐 步 進行，在我國的各個領域之中都產生著劇烈的變化。在日趨開放的社會氛圍下，被壓制許久的藝術迎來了飛速的發展；而同時，西方文藝思想和藝術理論也在這一時期被持續不斷地引入到中國。歷經“星星畫展”“85 思潮”“現代藝術展”等一系列事件，當代藝術作為一種新興的藝術形式也很快在中國落地深根。
當我們回顧我國 80、90 年代這一黃金時期的藝術發展史，不難發現中國當代藝術的主要發展并非發自美術院校、畫院等傳統的體制內藝術機構；相反，其更多地起源于圓明園畫家村、宋莊、大場地等諸多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的藝術群落中。因此，想要更好地梳理和研究我國當代藝術的發展脈絡和思想起源，必然要研究以圓明園、宋莊等為代表的藝術社區變革軌跡。
以新城市社會學的相關理論為視角和工具，上世紀末在我國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中先后產生的“畫家村”“藝術家村”等藝術聚集區，在本質上而言都是一種城市中的特殊社區。作為一種城市之中特殊的異質空間，這些藝術社區的發展和運作有著自身的獨特邏輯。
三、我國當代藝術社區自身的邏輯探尋。
（一） 我國當代藝術社區是一個對外具有反抗性的邊緣化城市結構。
當代藝術由于自身的批判性、反傳統性等特殊屬性，往往顯露出一種與主流相背離、甚至激烈沖突的特征。相應的，當代藝術家自身的言談舉止以及生活習慣，一般也難以得到城市主流社會的接受和容納。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當代藝術的早期實踐者們往往被當時的城市居民看作是一種行為癲狂、舉止粗魯的怪異群體。城市大眾不但無法理解和認可這些創作者在藝術領域的創新與突破，還時常因為生活習慣的差異與其發生矛盾沖突。
在上世紀末期，我國許多當代藝術家們在社會輿論和經濟開支的壓力下選擇離開城市中心區域，并遷移至城市周邊的郊區村落、廢棄廠房等沒落地帶進行藝術創作和生活。作為一種不平等城市結構之中的邊緣群體 （marginal person），中國早期的當代藝術家相對于體制內的傳統藝術家是弱勢的、非主流的和異質性的。同時，由于受到現代藝術思潮和個體成長環境的長期影響，在這些藝術群落中往往充斥著對社會傳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懷疑和叛逆。面對來自主流城市空間的體制束縛和輿論譴責，這些特立獨行的藝術家處在城市等級中較低的位置，其話語權更是被壓縮在一個極為有限的空間內。
綜上，在新城市社會學的視角下，藝術社區的形成預示著城市的文化發展在不斷多元化地演變過程中，達到了特定的臨界點。在此情況下，以當代藝術家為代表的城市先鋒群體，開始逐漸嘗試反抗和脫離僵化的傳統文化、體制話語和社會結構。這一過程不僅是一種地理空間上的簡單位移，更是在政治層面上對社會公眾相因成習的、天經地義的各種“常規”構成了直接的挑戰和沖擊。
（二） 我國當代藝術社區是一個對內具有凝聚力的互動性城市結構。
城市中藝術社區的生成，不僅對外部具有激烈的反抗屬性，也對其自身內部有著一定的凝聚功用。作為一種對應外部社會實踐的結果，社區也被用來指一種心理狀態，被認為存在于致力實現共同目標的人類集體之中。其內部的構建和發展同樣也表達了相應的社會關系，并最終反作用于社會關系。
具體到我國當代藝術社區而言，其運作不但是藝術家在同一地理空間中的藝術創作和生活狀態，也是他們在思想上融合凝聚力的過程。不被主流藝術場域和城市居民認可的藝術家們，社區空間這一社會實踐和差異性建構起來的符號象征體系，以一種特殊的集體形態聯系在一起，并以此共同抵御外部城市的批判和誤解。通過這一歷程 ,處于體制外的先鋒藝術家們在互相給予物質援助和思想依靠的同時，也在不斷地與主流場域進行著集體性質的交鋒和抗爭。相對于傳統藝術家，這些位于主流場域外的當代藝術群落更多的是通過文化藝術的視角去重新觀察和思考傳統文化與公共生活---集權化下的階層不平等、城市化下的人性壓抑也順理成章的成為其作品中描繪的主題和關注的焦點。因此，他們選擇以一種“自我放逐”的方式，去建立一個符合當代藝術發展的社區空間來進行文化資本的積累，并最終完成了自身角色的逆襲。
（三） 我國當代藝術社區是一個充滿競爭、演替和淘汰的動態城市結構。
正如新城市社會學中研究所證明的那樣，任何空間都是復雜社會關系相互的產物，而并非是一個絕對靜止的容器。城市中的藝術社區也是一種在權力、資本等多重因素協同作用下的結果；而伴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這些因素自身的屬性及作用關系也在持續地發生著變化。因此，從縱向上而言，社區也是一種不斷演變的社會結構。相較于以教育關系為紐帶的校園社區和以親緣關系為基礎的居住社區，文化藝術社區是一個邊界不穩定的混沌結構。具體而言，它的不穩定性表現在形成階段和衰落過程兩個領域。
一方面，不同于由政府規劃組織和企業經濟資助下產生的創意和文化產業社區，我國當代藝術社區的產生過程，大多來自于藝術家的自發聚集。在這一構建過程來到社區中的藝術家和 藝術從 業者，大多 具有 不同的 原因和目的--其中既有為了逃離工業文明侵擾、追求“游牧式棲息”創作環境的個體；也有因為經濟上的生活成本壓力而被迫搬遷至此的個體；還有為了促進藝術思想交流、找尋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而自愿進入社區的個體。換言之，從微觀個體的角度而言，我國現當代社區中不同個體之間的動機是差異極大的。一個藝術家是否選擇加入某一具體的現當代社區，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不確定性和偶然性的。
另一方面，在城市地理規模不斷擴大和影響力不斷輻射的發展過程中，當代藝術社區也面臨著商業資本誘惑、公共政策制約等一系列問題。在這一過程中，許多社區中的個體逐漸產生了自身觀點態度上的轉變。當代藝術社區缺乏明確制度約束和統一關系網規范的弊端，在此時便體現了出來。由此，許多藝術社區往往很快地轉向了衰亡和沒落，并被進入此處的地產業、旅游業和娛樂業等其他社會資本所最終取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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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范文二
題目：城市社會學理論范式演進及其21世紀發展趨勢
摘要：近幾年, 城市研究備受社會和學界關注, 尤其是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提出更加推動了城市研究的繁榮。然而, 盡管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者越來越多, 但多集中在實際問題的技術分析, 對基本理論問題關注較少, 比如, 何謂城市性、如何理解城市空間以及什么是城市發展規律等。這就會造成:缺乏對基本理論認識的前提下所開出解決城市問題的政策“良藥”往往很難奏效, 有時甚至起到負作用, 比如治理交通擁堵、住房緊張以及財富獲得的社會不平等問題等。針對這種情況, 有必要對城市研究的基本理論進行梳理與比較, 為經驗與應用研究提供參考指導。由于學科背景不同, 聚焦的是最早提出城市研究并且影響深遠的城市社會學理論范式:芝加哥學派人類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城市政治經濟學。同時, 還展望了21世紀的城市研究新趨勢, 尤其是在全球化與信息化推動下, 城市研究走向更加開放多元, 產生了一大批新的城市理論, 如弗里德曼“地球是平的”、薩森“全球城市”、佛羅里達“創意階層”以及克拉克“場景理論”等, 從而也揭開了城市研究的新時代 (后工業時代) 。
關鍵詞：城市研究,城市社會學,理論范式,21世紀,研究趨勢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Paradigm of Urban Sociology and the Trend in the 21st Century
Abstract：Urban Research has attracted many attentions from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after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of China. Although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engaged in this aspect, but more focused on the technical analysis of he practical problems, less atten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problem, for example, What is a city, how to understand the urban space, what is urban problems, etc. With the premise of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theory of the issues, the "good medicine"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 doesn't work, sometimes can bring negative effects, for example, the urban policy about traffic congestion and housing problems. It's argu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resent the basic theor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n providing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references. This article proposed the two basic theory paradigms of urban sociology : humanistic ecology of Chicago school and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 of Cities. In addition, we point out tha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after entering the 21 st century, urban studies are towards more open and pluralistic and many scholars have being creating a lot of new theories or perspectives, such as Friedmann's “The earth is flat”, Sassen's Global Cities, Florida's Creative Class and Terry Clark's the theory of Scenes. These have been starting up a new era of urban studies.
Keyword：Urban Research,Urban Sociology,Theory Paradigms,21st century,Research trends
雖然城市很早就產生了, 但城市研究卻發展遲緩, 長期處于學科邊緣狀態。工業革命之前, 城市發展較為緩慢, 專門探討城市研究的文獻較少。但從19世紀起, 隨著工業革命爆發, 真正城市化進程開始, 大城市的快速崛起, 引發了人們開始對城市問題的普遍關注。在已有文獻中, 社會科學關于古典城市研究有兩個基本傳統:其一是以馬克思與恩格斯、韋伯和涂爾干為代表的結構導向, 其二是以齊美爾為代表的行動導向。 (Katarina Nylund, 2001) 馬恩從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韋伯從市場與非正當性支配、涂爾干從社會分工與團結類型等探討城市的產生、功能、類型、性質、影響及發展趨勢, 代表著城市研究的客觀視角。與此相反, 齊美爾則從個體心理的角度來揭示18世紀-19世紀不斷崛起且別具一格的大城市精神與生活, 代表著城市研究的主體視角。這兩大傳統是現代城市研究思想來源, 也基本奠定了后來研究者們的理論基礎。但可惜的是, 縱觀19世紀社會科學歷史, 城市研究并沒有形成獨立的城市學科。直到20世紀初期, 城市社會學的誕生才打破了這種局面。
1. 城市社會學的誕生:芝加哥學派城市理論
進入20世紀之后, 世界范圍內工業化迅猛發展, 城市化快速推進, 大量移民開始涌入城市, 傳統城市空間結構和社會組織形式發生極大變化, 客觀上推動了城市研究的發展。尤其在20世紀初期美國, 芝加哥大學羅伯特·帕克 (Robert Part) 、歐內斯特·伯吉斯 (Ernest Burgess) 、路易斯·沃思 (Louis Wirth) 和奧蒂斯·鄧肯 (Otis Duncan) 等學者率先展開了城市環境中人類行為與互動、城市空間與過程演變以及生活方式研究, 創立芝加哥學派, 第一次把城市社會學提升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 揭開了城市科學研究的時代。
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主要貢獻在于人類生態學理論范式的提出。帕克認為, 城市研究的基本方法應為:在城市社區這個范疇內有各種力在起作用, 這種力會逐漸把人口和社會機構組合成一種特有秩序;專門研究這些因素及其互相合作產生的人、社會機構的特有結構秩序的科學, 稱為人類生態學;它強調區域 (地點) 對人類行為活動與組結方式的影響, 以區別于動植物界的生態學研究。在此基礎上, 麥肯齊進一步精簡了定義, 把其概括為“研究人類在其環境的選擇力、分配力和調節力的影響作用下所形成的空間和時間上的聯系的科學。” (帕克等, 2012)
事實上, 人類生態學理論是借用了生態學思想, 尤其是借鑒了生態學中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相互復雜關系的研究。 (Borgatta, 2000) 1918年, 帕克提出, 應該用生態學來構建社會學理論。1921年, 他和伯吉斯一起提出人類生態學概念并指出, 對同一地域內的植物社區的演替和構成這些社區的各種物種之間的競爭性合作關系的分析, 可以很好地用于人類生態學研究。 (Park, Burgess, 1972) 按照帕克的定義, 人文生態學是對個人、群體及其社會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 它借鑒生物學的法則來解釋城市人口與機構的空間分布及其變化。具體到城市中, 人文生態學法則運行是:競爭決定了人口的分布和居住區域的地點與規模, 個人與群體從相對不大穩定的落腳點逐步找到基本穩定的居住點, 每個居民和共同體就是這樣在城市物理與生活的環境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小環境。 (夏建中, 2012)
在人文生態學理論范式指導下, 芝加哥學派聚焦美國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后面臨的社會整合與文化融合問題, 探討人口和地域空間的互動關系, 特別是城市人群空間分布的過程和規律。他們將生存競爭、優勝劣汰的生物進化機制引入城市研究領域, 把城市的本質歸結為人性的產物, 把城市發展過程看作是社會群體在生存競爭的自然法則支配之下進行, 也即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生物學發展過程相類比, 聚焦不同種群在城市區域中的融合和同化。
那么, 在人文生態學理論范式中, 城市到底是什么樣呢?本文從城市本質、城市過程與城市空間演變模型三個維度來展開討論。
第一, 城市本質。芝加哥學派認為, 城市是人性的產物, 但從本質上看, 更是文化的產物。首先, 帕克認為, 城市是一種心理狀態, 是各種習俗與傳統構成的整體, 是存在于該傳統, 并且是這種傳統發散出的組織化的態度和情感的整體。換言之, 城市絕不僅僅是物質的裝置和人工構成物, 它與構成城市的居民生機勃勃的活動密切聯系在一起, 它是自然的產物, 尤其是人類本性的產物。 (Park, 1984) 城市更多的是人造的產物, 它包括兩種結構, 一個是物質結構, 另一個道德結構, 這兩個結構歸根結底是發端于人類本性, 是人類本性的表現形式。另外, 城市是社會變遷的主要力量, 先于整個社會的變遷;城市生活使得各種人類本性和特征充分展示出來, 并將其放大, 將人性中過度的善與惡都展示出來, 可以說, 城市是社會實驗室, 我們可從中對人性和社會過程進行充分研究。
其次, 這種把不同人群聚集在城市的特性, 主要的居住變化, 表現出來的楔形散開的模式。他在《美國城市居民社區的結構和成長》 (1939) 中提出扇形理論模式。一些類型的住宅是沿著特定的路線由內向外擴張, 典型的是交通線路。地形也對居住模式產生重要影響, 富裕階層通常占據地勢較高的區域, 附近毗鄰的區域則會成為具有發展潛力最快的地塊。那些交通便利、購物便利、有充分的商業設施, 并且是社區居民領袖所在地的區域, 常常能夠吸引更的富有階層。
注:1.中心商業區, 2.制造業區, 3.工人階級住宅區, 4.中產階級住宅區, 5.上層社會住宅區, 6.通勤區。
哈里斯和厄爾曼的多中心模式。二次世界大戰以后, 美國城市空間結構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 即向中心集中化的趨勢逐步被相反的趨勢——分散化取代。哈里斯 (Chauncy Harris) 和厄爾曼 (Edward Ullman) 注意到這種新現象。他們在《城市本質》 (1945) 疑問中提出了“多中心模式”。他們認為, 在任何城市中, 分散化的功能和特定的需求需要向特殊的、專門化的區域集中。這樣, 在城市中, 相似的活動通常在相同的地區, 從而產生聚集效應或小的中心。同時, 一些快速成長的城市常常會將附近以前是功能獨立的小鎮或者以自我為中心的社區合并進來。所以, 城市發展往往是圍繞多中心而不對稱的發展起來的。
注:1.中心商業區, 2.制造業區, 3.工人階級住宅區, 4.中產階級住宅區, 5.上層社會住宅區, 6.城市外圍中心商業區, 7.郊區產業園, 8.通勤區。
三種城市發展空間模型盡管有較大差異, 但本質上是一致的, 都把城市空間的演化看作是不同群體和活動在共生與競爭的基礎上, 經過侵入、支配、接替最后達到均衡的生態學擴展過程。
小結:第一, 芝加哥學派首次把城市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 開啟了現代城市研究的先河, 對于城市科學的研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們把城市看作是“實驗室”, 目的是揭示城市變遷及城市中生活方式與人類行為的基本規律, 以解決大城市各種人群雜處帶來的社會問題。該學派的崛起以及在20世紀上半葉在美國風靡一時, 也反映了美國20世紀的社會現實。那時候的美國, 城市化加速推進, 歐洲移民蜂擁而至, 城市頓時變成了不同人群與文化的“大熔爐”。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種族、民族等人們如何和睦相不在于人的生物本能, 而在于人的社會屬性, 特別是文化屬性。在他們看來, 單純的物質聚集顯示的只是一種物理性、機械性、無機體的現象, 只有在人的參與下, 這些無機聚合體才顯示出有機體聚合的現象 (人類合作的基礎之二是文化因素) 。正是各種禮俗、傳統、文化、歷史、個人感情和思想這些抽象的聚集體, 與具體的物理性和社會性的聚集體, 共同構成了城市。 (�？�, 2015) 帕克還認為, 結構和傳統只不過是一種單一文化復合體的兩個不同側面, 城市有別于農村, 有別于鄉野生活的特性正是由這種文化復合體決定的。
最后, 文化的差異不僅決定城市與鄉村的差別, 而且就城市本身而言, 在不同人群聚集的不同社區, 也會形成不同的社區文化, 如市中心往往集中了大型商業設施, 因而具有繁華的商業氣息, 而與之相鄰的過渡地帶則聚集了大量低收入者群體, 因而諸如家庭解體、越軌、犯罪等社會問題常集中于此。城市乃是人類文明的自然生息地, 正因為如此, 任何一個文化地區便都有其特有的文化類型。 (夏建中, 2012) 總之, 城市固然是人性的產物, 但從本質上說, 城市更是文化的產物。
第二, 城市過程。城市過程主要是城市發展空間演變過程, 把人文生態學理論運用到具體的城市發展過程中來, 代表者為伯吉斯和麥肯齊。他們認為, 城市空間演變過程是一個自然過程, 演化動力來自于不同群體的生存競爭。因此, 麥肯齊將這個過程概括為四種情況:濃縮與離散、集中與分散、隔離、侵入與接替。
濃縮與離散 (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ion) 濃縮是在既定區域內居住的同類人口和機構的數量增長的趨勢, 濃縮的程度通過密度來測量;離散與濃縮相反, 是既定區域內同類人口和機構數量下降的趨勢。
集中與分散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人口和機構聚集到城市中樞地帶或中心位置的趨勢叫做集中, 分散則與集中相反。集中與分散式濃縮和離散的特例。濃縮是相同人口與機構聚集到一起, 而集中則是它們聚集到中心位置。離散和分散亦分別是前兩者的相反趨勢。
隔離 (segregation) 城市中不斷發生對匱乏資源和游離空間位置的競爭, 競爭的結果是相似的人群或機構聚集到一個特定的區域, 人口和機構分別進入與自己同質的社區。這些社區彼此分離, 就叫隔離。一般來講, 種族、民族、社會階層和職業等都可以成為隔離的手段或識別標準。
侵入與接替 (invasion and succession) 侵入與接替這兩個過程是緊密聯系的, 他們不同于濃縮與離散、集中與分散兩兩對立的關系。在相互隔離的城市社區中, 當一個群體開始進入另一個群體占統治地位的社區時, 這叫侵入;一般來講, 后者會產生抵抗, 但當前者完全取代后者時, 稱為該社區新的統治群體時, 就叫接替。從某種意義上講, 城市的發展可以被理解為無數這類侵入——抵抗——接替的生態過程。
第三, 城市空間。芝加哥學派不僅解釋了城市演化過程, 而且還繪制了城市空間的基本模型, 這些模型主要是同心圓模型、扇形模型和多中心模型。
伯吉斯的同心圓模型。伯吉斯認為, 人口的壓力使得城市不斷擴大, 由此引發了人口和機構向中心區域聚集和商業設施不斷分散化的雙重過程。由于空間的競爭, 中心區會吸引一些活動進來, 一些活動會被迫向城市邊緣分散, 會不斷進行配置。城市最終會形成以中心區高度聚集的形式, 該中心成為城市的控制中心, 也是地價最高的地方, 圍繞中心區會形成數個同心圓。第一環是中心商業區。第二環是過渡區, 中心商業區的外圍區域。貧民窟、城市中最破舊的房屋等都集中在這個區域, 由于中心商業區的不斷擴張, 該區域處于被侵入和接替的前奏或過程中。所以, 房地產的主人不會再出錢維修這些房屋, 但是, 仍然將它們出租出去謀利。城市中的窮苦階層, 包括剛剛來到此地移民和少數族裔成為這些房屋的租客, 他們被迫與這些地區的罪犯、妓女、流浪漢等為伍, 因為他們沒有選擇居住區位的實力。第三環是工人住宅區。第四環是較高級的住宅區, 第五環是通勤區。那些居住在城市邊緣地帶或郊區的居民, 為了滿足自己對郊區生活方式和住宅所有權的渴望, 每天往返于市中心與郊區之間, 忍受上下班距離上的不便。
霍伊特的扇形模式。圍繞同心圓理論, 一些學者進行了研究后發現, 城市發展并非都是同心圓模式, 而是存在其他不同的模式, 比如扇形模式�；粢撂赝ㄟ^對142個城市1900年、1916年、1936年三年居住模式變化的考察, 霍伊特發現, 從中心向邊緣分散處, 各種相異的文化如何與美國文化相融合, 成為當時重大的理論課題。芝加哥學派的特色就是以生態學的觀點為基礎, 以價值中立的立場把城市視為人性的產物, 同時, 把城市的變遷視為一個功能分化以適應環境變化的自然過程, 視人口、社會組織、環境以及技術不斷趨向均衡的、自發的發展過程。但是, 進入20世紀60年代,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出現了城市危機, 以及城市社會抗議運動如火如荼, 芝加哥學派對此并沒有做出有效回應, 學者們開始對人文生態學經典范式開始提出質疑。尤其是1968年5月巴黎學生運動和相關社會動蕩激發了人們對曾被芝加哥學派使用的“城市”和“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城市性”的再思考。 (�？�, 2015) 城市空間不僅是自然過程, 文化的結果, 在對其分析時, 應該放入諸如階級與生產方式等政治意義或意識形態。
2. 新城市社會學的崛起: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
20世紀60年代以后, 城市主題已由社會整合轉變為社會沖突, 新城市社會學正式崛起。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歷了戰后長期穩定繁榮后, 開始步入經濟衰退時期, 以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大規模郊區化、大范圍國家干預為主要特征的凱恩斯—福特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模式全面陷入危機。大工業城市產業外遷和中產階級遷往郊區, 導致地方政府稅源減少, 財政赤字增加, 城市社會公共服務數量和質量不斷下降, 原先興旺發達的城市中心變成了下層階級和少數族裔聚集地, 城市失業人口增多, 犯罪率居高不下 (�？�, 2015) 。城市出現了社區居民抗議 (社區行動) 、城市社會運動、婦女解放運動、民權運動等。國家雖然在城市基礎設施、住宅建設和社會服務等方面持續投資, 但是受惠最大的是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 而下層階級和貧困群體獲益不多。
城市主題的轉換迫切要求城市研究范式的更新, 因為人文生態學理論范式不能有效回應這種變化, 于是, 有些學者率先在城市研究中引入馬克思主義視角, 注重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框架內考察城市和城市問題, 力圖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以及相應階級沖突對城市過程的根本決定作用, 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城市政治經濟學派, 全面引導了城市社會學的理論轉向。
2.1 開始于對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的批判
新城市社會學的崛起開始于對芝加哥學派 (傳統城市研究) 的理論批判, 從研究對象、城市性和城市空間等內容提出了質疑, 批判最為激烈的學者就是曼紐爾·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
2.1.1 對研究對象是否存在的批判
卡斯特對傳統城市社會學的批判開始于兩篇文章《是否存在一種城市社會學》 (1968) 和《城市社會學的理論與意識形態》 (1969) 。在文中, 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城市社會學”呢?他認為, 傳統城市社會學標簽下的有關城市研究, 沒有自己的理論對象 (theoretical object) 和真實對象 (real object) , 傳統城市社會學家并沒有認真考慮對城市和城市生活真正有現實意義的東西是什么�？ㄋ固剡�指出, 任何真正的科學研究要么具有“特定理論 (或科學) 對象”, 要么有“特定真實對象”, 否則就不能作為一種科學存在, 而是一種“意識形態”�；诖�, 他認為, 傳統城市社會學并沒有“特定的理論對象”, 因為它的研究主題, 如人文生態學視角下的城市及過程、城市空間演變、移民群體的文化適應等, 不具備理論差異性的特點。傳統城市社會學也沒有“特定真實對象”, 它將城市作為研究對象, 太寬泛, 缺乏“任何明確界限”。按照卡斯特的邏輯, 必須在一個系統中抽象出一個核心對象作為理論分析的對象。城市科學應當有自身的“理論對象”, 而不應當僅僅研究一些“真實對象” (客觀現實中的對象) 。 (高鑒國, 2007)
2.1.2 對城市性認識的批判
遵循帕克和伯吉斯的研究, 沃斯進一步建構了城市理論體系, 他在《作為生活方式的城市主義》 (1938) 一文中探索了城市性。他提出, 通過城市的三個主要人口特征:規模、密度和異質性, 來解釋城市生活方式, 尤其是解釋城市中的社會異化、無序現象。該理論觀點是:城市地區的人口特征 (規模、密度和異質性等) 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市居民的文化特征——城市性 (被定義為次屬關系、角色分化、匿名性、隔絕、工具化利用關系、缺乏直接社會交往、家庭紐帶減弱和個人競爭等) 。與之相反, 卡斯特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分析城市。他認為, 沃斯所描述的城市性并不是城市文化的表現, 而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在城市中體現;同時, 城市性的真正決定因素不是城市人口的空間形態, 而是城市所處的生產方式;城市性的最終根源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空間形態。更準確說,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在空間上的組合是城市性的最終決定因素。 (Pickvance, 1976)
注:C是沃斯的觀點, 城市空間人口特征的三個變量決定了城市性;A與B為卡斯特觀點, 生產方式決定了城市人口空間特征和城市性。
2.1.3 針對城市空間與過程的批判
與芝加哥學派強調的一系列環帶區來描述城市擴展過程以及將其解釋為生態進程的理論相反, 卡斯特認為, 城市空間是一種建成環境, 一種由結構性系統 (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既定框架所形成的更大社會系統) 所產生的亞系統;城市是勞動力再生產所集中的地方;城市構成一種體系結構, 使每個人通過私人 (自我提供的) 和集體 (國家調節的) 消費實現自身勞動力的再生產。城市機構對勞動力再生產過程的作用似乎就像公司對生產過程的作用一樣。 (Castells, 1977)
2.2 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的主要觀點
新城市社會學, 即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 在對傳統城市研究的批判中, 比較系統地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來分析城市與城市問題, 突出生產系統與城市 (化) 相互聯系的必要性, 指出城市 (化) 發生于生產方式之中。這對那些將城市看作自發或獨立存在而與它們所處的社會沒有關系的研究來說, 是一種有益糾正。 (高鑒國, 2007) 這種理論范式還強調, 控制政治經濟資源的權力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社會及城市的中心特征, 而并不是像主流生態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社會組織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該理論范式中影響比較大的學者有列菲佛爾的“空間生產”與“對城市的權利”理論、卡斯特的“集體消費”與城市社會運動, 以及哈維的資本三級環程理論。
2.2.1 列菲佛爾的主要觀點
第一, 空間生產
列菲佛爾是城市空間研究的開拓者, 是第一個將空間作為城市社會學主要研究對象, 他在城市研究領域的貢獻是將馬克思對生產方式的關注轉變為對空間生產的關注。他第一次提出要從關心空間中的生產轉向空間的生產, 從而將一個背景性概念變成一個實體范疇, 并且服從社會產生的一般規律, 使空間分析成為一個獨立的城市研究范疇 (夏建中, 2012) 。他強調, 空間是政治的, 排除政治和意識形態后, 空間就不會是科學的對象;盡管空間看起來是純客觀或自然的現象, 但它是社會的產物。城市不僅僅是勞動力再生產的物質建筑環境, 也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載體。“城市”作為一種空間形式, 既是資本主義關系的產物, 也是資本主義關系的再生產者。城市社會學和地理學中的“空間”包括物質空間和社會空間兩種, 前者是指建造環境和組合, 這種建造于組合往往體現了社會關系的結構, 如市區與郊區的關系、中心區與邊緣區的關系等。后者是指空間中社會組織的結合形式, 如鄰里、社區、城市、民族國家等。根據空間對不同人群的功能, 列菲佛爾把空間分為兩種類型:抽象的空間和社會空間。他認為, 資本的投資者、商人和政府是根據空間的規模、范圍、區域、地點和利潤等這些抽象性質來看空間, 所以稱為抽象空間;而個人是將其環境的空間用作生活的空間, 所以稱為社會空間或日常生活空間。
第二, 對城市的權利
城市應當被作為一個綜合有機體, 而不是一般的產品;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不是“社會動物”, 而是具有立體生活、感覺豐富的城市人。但是,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 城市更像是一種商品, 城市人更像是“社會動物”。少數資產階級貴族與廣大普通平民過著完全相反的兩種生活, 前者出入于豪華酒店和摩天大樓, 在游艇上遙控指揮國家與企業。而普通人, 包括學生、知識分子、軍人、白領等, 他們都將自己的人生埋沒于城市中。每天從家里奔向車站, 奔向辦公室或工廠, 晚上再原路返回;在家休息一夜, 第二天再繼續重復前一天的生活。因此, “必須努力開拓城市社會的新人文主義, 新的行為方式”;“只有具有革命意識的團體、社會階級和階層才能擔此重任, 成就大業, 解決城市難題;只有這些社會和政治力量才能把城市重建為一個綜合的有機體。” (汪民安等, 2008)
2.2.2 卡斯特的主要觀點
第一, 集體消費
集體消費是卡斯特提出的一個城市研究命題。其含義是:工人要能夠每天不斷地提供勞動力, 就必須供應給他們食品、住房、交通工具、醫療衛生和教育培訓等;由于人口更加集中, 所有這些消費項目日益在城市環境中提供, 教育、交通、住房和醫療保健方面的供給越來越成為國家事務, 因為私人資本認為無利可圖;這種由國家提供的集體形式消費, 正在成為政治關心和行動的對象;然而國家很難滿足集體消費的巨大付出, 因此存在一個消費供應的危機趨勢, 并導致城市社會運動。 (高鑒國, 2007) 城市作為集體消費的單位, 可以在其集體消費過程中看到當代資本主義的矛盾、沖突、發展和演變。政府在何時、何地、以什么方式組織集體消費與生產, 不僅對城市社會沖突發展產生影響, 對城市空間形態的演變也會產生重要作用。城市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資本主義借以組織集體消費的空間單位。由于人口圍繞服務設施中心的集中, 減少了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 城市便成為集體消費的最有效和方便的組織形式。在卡斯特看來, 如何實現集體消費是當代資本主義城市空間形態的基本動因之一。盡管集體消費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 但在當今卻是非常重要和顯著功能。 (高鑒國, 2007) 城市建設發展的方向是越來越成為集體消費場所, 而不是作為生產場所。
第二, 城市社會運動
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決定了政府最終必然保護私人資本的利益, 與馬克思解釋的資本家將工人的工資維持在低水平上的道理一樣, 政府對集體消費水平也只能維持在一個較低水平上。在當代資本主義的城市里, 社會沖突不再只是圍繞生產者階級而展開, 還圍繞著消費利益群體展開, 這種社會沖突并不必然引發和加劇階級斗爭, 運動的目的多數是為了社區生活的掌控以及對集體消費需的要求, 因此被稱為城市社會運動。 (卡斯泰爾, 2005) 由于人們的消費利益往往是與他們所在的社區緊密相聯的, 因此, 同一社區的居民有可能超越階級局限組織成利益政治團體, 為保護社區的共同利益進行斗爭。如果政府不能向社區提供足夠的集體消費品, 這些社區團體便會通過社會運動、社區運動或市民運動的形式表示不滿并進行反抗。這些社區居民的社會運動對于政府的決策過程和城市發展過程會產生重要的影響。由于卷入集體消費問題的并不是哪一個階級, 如環境污染問題幾乎涉及所有人, 因此, 集體消費問題提供了一個多階級聯合起來的基礎, 城市社會運動因此成為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最主要的反抗形式和社會動力之一。 (夏建中, 2012)
2.2.3 哈維的主要觀點
資本三級環程。與列斐伏爾和卡斯特比較起來, 哈維更為徹底的貫徹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20世紀70到80年代的城市研究領域中, 哈維貢獻了資本三級環程理論。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周期性的原理, 哈維用資本三級環程流動來解釋資本運動的矛盾和平衡關系。所謂資本三級環程, 其一是資本的初級環程, 即資本向產業 (生產資料的生產) 的投入以及向消費資料的利潤性生產投入;其二是資本的次級環程, 資本向建造環境和基礎設施的投入;其三是資本向勞動力再生產設施 (科技、教育、醫療等) 的投入。
首先, 在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高漲階段, 資本大量流動于初級環程。但是, 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 決定了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尖銳沖突。當到了一定階段, 就會出現經濟危機或者經濟不景氣, 在初級環程中運動的資本再也不能繼續謀取利潤, 因而出現積累過程的現象。
其次, 資本在初級環程中的積累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基本矛盾的必然結果, 為了擺脫困境, 資本勢必需求新的出路。在這種情況下, 從初級環程中分離出剩余資本投入次級環程。哈維認為, 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過程, 都需要有一個物質結構作為基礎。生產的物質結構是構成廠房、辦公室及其用地的那一部分固定資本, 這部分固定資本的價值不因為一個生產周期的完成而全部耗盡, 哈維稱之為生產方面的建造環境。消費方面的物質結構是指非生產性的房屋 (主要是住宅) 、道路、基礎設施等, 哈維稱之為消費方面的建造環境。所以, 對次級環程的投資實質上是對生產和消費的建造環境的投資, 而投資是城市發展與變遷的主要決定因素。 (Harvey, 1985)
最后, 資本進入第三級環程, 是指對科學技術、文化教育、醫療事業和公共福利事業的投資。初級環程和次級環程中的過剩資本在尋找投資機會時, 也會考慮這些領域;但從其本性上講, 私人資本并不情愿向不直接產生利潤的第三級環程投資。由于國家從整個社會出發制定的各項政策進行干預與介入, 以及主要為了提高勞動力再生產的水平, 保證勞動力能更多地創造剩余價值, 通常, 私人資本會與國家攜手進行投資活動。
私人資本在三級環程內投資與生產的不斷運動和國家干預作用, 使資本積累周期性的矛盾得以暫時緩解。但是, 哈維指出, 城市空間利用的競爭已成為階級斗爭的主要部分。對于資產階級來講, 城市土地的利用代表了租金、股息、利潤、資本的獲得;而廣大工人階級才是城市空間的基本消費者。在工廠里, 資產階級力圖使其利潤處于競爭和經營中的最大化, 而工人階級從所有者那里得到的收入則意味著資本利潤的減少。在城市空間中也是如此。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 必然努力組織社會和城市空間, 以便增強利潤的最大化, 而工人階級的利益在組織的社會和城市空間中, 只被壓縮至最低限度的人道標準上”。 (Flanagan, 1993) 這也是為什么還不錯的住宅和辦公大廈, 一旦能夠通過重建獲取更大的利潤, 就立即推倒, 所有者絕不會考慮由于重建勢必提高租金或價格給窮人造成困境。
3. 后城市社會學時代:城市研究走向開放與多元
從20世紀初期芝加哥學派討論的大批移民涌入城市后面臨的社會整合與文化融合議題, 到60年代—80年代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聚焦的社會沖突與控制, 城市社會學從研究社會整合變成了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沖突的研究。因此, 可以看出, 不同歷史階段城市問題演變直接影響著城市理論研究的切換。
回顧過去是為了展望未來。21世紀的城市研究將面臨什么樣的問題與挑戰呢?
卡斯特在2002年發表了《21世紀的社會學》, 明確指出:過去有城市社會學, 后來沒有了, 不過進入21世紀后將會復活。他認為, 新世紀面臨著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一個新的城市世界”, 其主要特點包括: (1) 21世紀中葉, 將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 將對城市空間、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性等產生重要影響; (2) 全球城市化是不平衡的, 中心僅集中在幾個大城市, 如紐約、倫敦、東京、北京等。 (3) 互聯網將遍布世界各地, 互聯網與傳統的結合將對城市發展形態產生新的變化, 如智慧城市等。 (4) 社會關系同時被個體性和社區共同性所影響, 虛擬社區與實質社區緊密互動越來越強。 (5) 國家和城市都面臨多族群和多文化的移民移入。 (6) 城市地域空間的隔離日趨嚴重, 有錢人門禁森嚴。 (7) 全球性的犯罪深深根植城市中。 (8) 公共空間越來越多變成商業性的主題公園。 (9) 新城市社會運動沿著兩條線索:保衛地方社區和環境運動。
同時, 21世紀城市社會學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將再一次面臨社會整合問題。但是與當年芝加哥學派不同, 芝加哥學派當時解決的主要是將各種亞文化同化為一個城市文化;而現在要處理的是不同的文化與認同如何共處。因為在全球化時代, 已經沒有一個支配性的文化, 所以各種文化如何相互適應、整合將變得越來越重要。研究領域包括: (1) 城市公共空間中的個人之間的社會交往性; (2) 虛擬社區社會學的研究, 如虛擬社區與實體社區的關系; (3) 人們在全球性空間移動中的體驗; (4) 城市社會運動出現新的內容:保衛地方社區與環境保護等, 新的運動形式如網絡成為社會動員的工具。 (5) 時空將進一步壓縮, 正如弗里德曼所討論的“地球是平的”的觀點; (6) 一些傳統的研究, 如依舊存在的城市貧困、社會排斥等問題。
無獨有偶。著名城市研究專家薩森在《新千年社會學面臨的挑戰》 (2002) 一文中也指出了未來城市研究與發展的三大新趨勢: (1) 全球化與信息技術迅猛發展; (2) 跨國家、跨地方聯系的加強, 如資本與移民勞動力流動; (3) 社會文化的多樣性, 如多種職業的文化, 包括公司特別是跨國公司文化 (在城市中占統治地位, 空間表現就是CBD) 、移民社區空間的產生以及文化表現、非正式經濟。這三種趨勢都在城市匯集, 以特殊的、復雜的方式活動和發展, 并且彼此相互作用。城市社會學還沒有對這些趨勢的特征和后果進行充分研究, 目前的經驗材料也不足以在城市的層次上研究以上問題。需要運用當年芝加哥學派的田野調查工作抓住城市的新特點和新側面, 并進行仔細和深入的分析。 (夏建中, 2012)
根據卡斯特和薩森的判斷, 結合新世紀的前15年城市發展新特點與城市研究特點, 本文認為, 21世紀的城市研究將會更加開放與多元, 無論是研究方法還是理論視角, 在討論城市與城市問題時將會基于不同學科、不同背景下交流與合作, 更多體現跨界的思維方式與視野重新審視不斷變化卻又別具一格的21世紀城市議題。這些議題多集中在以下幾個領域:第一, 全球化與全球城市理論, 包括普雷維什的中心—邊緣和依附理論,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 格迪斯 (Patrick Geddes) 與霍爾 (Peter Hall) 的世界城市, 薩森的全球城市, 斯科特 (Allen Scott) 的全球城市區域研究。第二, 信息化與城市理論, 包括卡斯特的信息時代的城市, 弗里德曼的“地球是平”的觀點以及智慧城市 (Smart Cities) 等。第三, 創新城市理論, 弗羅里達的創意階層理論、格萊澤的消費城市概念、克拉克的娛樂機器與文化場景理論, 以及創意城市、文化復興與城市轉型、創新創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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