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來，部分人意圖把“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畫等號，通過普世價值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抨擊。“共同價值”和“普世價值”二者的立論基礎不同：前者基于馬克思主義人性論，而后者建立的基礎是抽象人性論。此外，“共同價值”和“普世價值”在道德領域、內在特性、目的性、服務對象等方面都存在本質上的差異。“普世價值”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和統治地位進行的一種價值觀誘導，而“共同價值”是站在全人類的高度追求和平、繁榮、和諧與穩定的價值觀念。
關鍵詞 : 共同價值;普世價值;差異性;共同體;
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出席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在講話中再次提及“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共同價值”，提到疫情時代下各國各民族更應該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和合作共贏理念。然而部分西方國家將其看作是中國對抗西方的新型意識形態，宣揚“共同價值”就是西方所講的“普世價值”，對共同價值觀進行曲解。要正確理解“共同價值”的思想內涵，就必須對其哲學基礎、內在性質、價值導向等方面明晰辨別。
一、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哲學基礎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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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價值”論者是以抽象的人性論作為起點來闡明自身理論的合理性。他們堅信從人類出現至今都存在著貫穿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始終的人之本性。人的一切需求、人類社會一切制度的制定都依照永恒不變的人性，認為人性不會因為社會變化而發展，不會隨著經濟狀況的變化而改變，忽視了現實的社會對人造成的影響。他們將人看作是抽象的人而不是處在現實社會關系之中的人，將人性看作是永恒的、普遍的、超越歷史范疇的，進而認為人性既然如此，人類社會的價值觀念也是永久不變的。
“普世價值”究其起源是西方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主義斗爭中形成的價值觀念，其本身就是階級斗爭下的時代產物。該價值觀存在明顯的自我矛盾，即將本身帶有強烈資產階級色彩和時代特性的價值觀念，當作“普世性”或者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念強行套在一切時代、社會和人的身上，將“普世價值”定義為“從全人類共同的利益出發，只要出于良知和理性，為所有或幾乎所有人認同的價值。”[1]價值在哲學中的定義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效用關系，說明某一現象或事物對個人、群體乃至于整個人類社會的生活和活動具有的積極意義，這種有用性會隨著人的主觀需求而變化，主觀需求又是建立在物質生活基礎之上的，不存在永恒不變的物質經濟關系，因而，“普世價值”認為貫穿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始終的價值觀念是決然不會存在的。
西方國家正是利用“普世”二字極強的迷惑性，將其妄圖主宰全球文化，主導人類社會思維方式，實現人類價值觀念大一統的野心掩蓋了起來。“普世價值”從字面看是追求全人類的價值共識，但實則是為了推行單一的西方社會制度，維護其自身利益及統治。除此之外，部分西方政客還將虛偽的“人權、自由、民主”作為其發動顏色革命，進行意識形態斗爭，顛覆非西方制度的有力武器。
（二）基于馬克思主義人性論的共同價值
馬克思對抽象的人的批判在其文本中有過清晰地闡述：“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馬克思將“人”的定義歸屬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范疇，強調人本身在歷史進程中的變化與發展，表明人是具有現實性的歷史存在物，從根本上否定抽像的人這一概念。
不存在抽象的人自然也就不存在抽象的人性。人性本身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同階級在道德認知上的現實性反映，它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與社會的發展本質上聯結在一起，無法擺脫社會環境對其造成的影響。恩格斯晚年的著作《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對抽象人性的否定也有著明確地表述：“同他人交往時表現純粹人類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經被我們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階級對立和階級統治為基礎的社會破壞的差不多了。”[3]馬克思主義人性論承認人性是具體的、歷史的、具有階級性的，是對人的本質和人性的科學論斷。
“共同價值”是習近平總書記立足于世界各國當下以及未來趨向融合共生發展而提出的全人類價值觀，以馬克思主義人性論作為立論基礎，全方位超越和批判了資產階級崇尚的抽象人性論，運用并豐富了辯證唯物主義思維方式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共同價值”一方面把握住了人性在某些方面存在的普遍性與相通性，注重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訴求以及當下所能達成的價值共識，如地區和平穩定、公共衛生事件預防、經濟繁榮穩定發展、環境污染與保護等。另一方面注重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同階級自身的特殊性，致力維護各方的核心利益，反對強權政治、霸權行徑，奉行多邊主義、開放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因此，“共同價值”并不追求適用一切時間和空間的價值觀念，而是追求當下時期全人類與各國家各民族間價值觀念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強調共通性與民族性的辯證統一。
二、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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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觀是價值觀在倫理層面的反映，鼓吹“普世價值”在道德領域實則是在宣揚“永恒道德”觀，認為存在某種貫穿人類發展過程始終的、固定不變的道德觀念，不會因為物質狀況的變化而變化，這與“普世價值”論者所提倡的不受地域、時空限制的永恒價值觀具有同一性，宣揚“普世價值”實際上是歷史唯心主義的表現。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明確說道“我們斷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4]。道德是對于不同社會階級的人或群體處于不同經濟關系的反映，因為沒有永恒不變的經濟關系，也就不存在永恒的道德觀念，所以超越階級的“永恒道德”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相同的歷史背景決定不同國家和社會的經濟大環境有相同之處，因而存在“共同道德”。不同階級之間存在“共同道德”與道德本身具有階級性并不沖突。例如，“切勿偷盜”能夠成為不同社會形態和不同階級之間共同的道德原則。因為在當下物質私有的時代背景下，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無法滿足所有人的物質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共產主義的實現，物質資源得以極大豐富，這條當下共同的道德原則必然會隨著歷史的潮流被改變。“共同道德”是為了維護在日常生活中互相交往的共同利益所建起的共同遵循的道德規范，是歷史的、變化的，并非固定不變的“永恒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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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價值”具有極強意味的絕對性與排他性。“唯西方中心論”使西方社會認為一切非普世價值觀念和非西方制度都是錯誤的、低劣的，如同中世紀的教會認為自己是宇宙中心一般傲睨自若。國家整體價值觀念是國民個體意志的集中表現，只是由于地域特點、人口因素、生產力發展等方面造成了差異性，“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5]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持續蛻變與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正是依靠著不同地域的人民交流互鑒而成，絕對性的價值觀念違背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
“共同價值”則帶有相對性和包容性，它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的認知觀念，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把握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基礎上的科學價值觀。“共同價值”提倡各國各民族以開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在政治、經濟、文化的不斷碰撞中以博大的胸懷接納不同國家和民族的多元價值觀，在不損害自身的核心利益，又不失自身特色的同時，總結和提煉出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例如，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針對中國社會現實境況提出的價值觀念，我們不能將其運用或“普世”到其他國家，但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全人類共同價值觀是辯證統一的，是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思想中共性與個性的關系。“共同價值”的長遠追求在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同樣這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要實現的崇高目標。
（三）目的性的差異
“普世價值”是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在國際關系中，表現為否認競爭雙方或多方存在合作共贏的可能性，是單邊主義、強權政治、霸權主義的典型特征。美國學者亨廷頓曾說過：“20世紀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為西方對其他社會的文化統治和那些社會模仿西方的實踐和體制的需要做辯護。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6]可見宣揚“普世價值”只不過是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斗爭過程中的價值觀誘導方式，其根本目的并不是為了全人類的發展謀求共生道路。“普世價值是西方主導全球交往和生產方式之下人類社會共同價值的特殊形態，反映的是大國單向度主導世界的客觀事實。”[7]
“共同價值”則是從全人類的幸福生活出發，著眼于當下亟待解決的國際問題，將合作共贏作為最終目標，謀求和平、繁榮、和諧與穩定的世界圖景。“共同價值”不同于部分西方國家尋求在矛盾沖突中擴大對抗，意圖徹底吞并和擊垮非西方形式的政治體實現“贏家通吃”的價值觀趨向。相反，它是以全人類的共同追求為基礎設立的價值觀念，出發點是消解各方的對抗和沖突。“國家之間有分歧是正常的，應該通過對話協商妥善化解。國家之間可以有競爭，但必須是積極和良性的。”[8]共同價值觀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基石，符合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意志，是將全人類看作一個生存和發展的共同體，沒有摻雜西方虛偽政客利益追求的純潔價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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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價值”源于西方反抗封建主義的解放運動，其服務對象自始至終都是西方資產階級。不可否認，在反封建的斗爭中普世價值觀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當西方資產階級逐漸取得統治地位后，資本增殖的貪欲促使他們宣揚形式上的“民主”和“人權”，用虛偽的語言迷惑擺脫封建統治追求美好生活的勞苦大眾，偽裝為謀求物質利益而不擇手段的自己，掩蓋不正當的惡性競爭，美化資本掠奪的骯臟行徑。西方國家當下宣揚“普世價值”也終究不過是假仁假義地繼續掇取屬于自己的特殊利益。
“共同價值”是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全人類發展的視角，綜合當下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國際問題提出的發展觀念，其服務對象是整個人類社會，而不是某個特殊的國家或某一特定的利益階級�？v觀當下世界局勢，新冠疫情給全世界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巨大沖擊；氣候問題的日益嚴峻影響著地球所有生物的未來生存；恐怖襲擊隨時威脅著世界人民的安全，等等。“人類共同價值構成了人類社會實現共同利益的價值圭臬，從整體上表達了實現共同利益的理念探尋和美好追求，從價值和思想層面為對應性制度設計和時間方式提供了根本依據。”[7]“共同價值”反映了全人類探尋共同利益的美好愿景，是在價值層面對共同訴求的更高表現，符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利益，是全世界人民追尋美好生活的價值導向。
三、結語與思考
對“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的哲學基礎辨析以及四個方面差異性比較可以看出，二者概念的混淆會造成思維上的混亂與認知上的錯誤。
“共同價值”是在人類社會長期的交往與實踐中形成的價值共識，它不是一種抽象的價值觀念，而是客觀存在價值事實，具有實在性和共識性。高新技術和產業融合的飛速發展推進了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全球化過程，任何一個國家無法身處其中而又獨善其身。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在外交場合強調：“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9]所以，“共同價值”的提出是順應人類社會對發展的共識，不同于“普世價值”虛偽的言語，而是一種真切存在的價值，是能夠正確指導實踐的價值導向。
近些年來，國力的提升使得我國在國際舞臺上逐漸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我們站在世界舞臺的中央從全球視角提出具有現實意義、符合全人類發展利益的“共同價值”，呼吁各國各民族之間應休戚與共，共創人類命運共同體，展現出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特別是在疫情時代下，這一價值理念煥發出了更豐富的時代內涵。因中西方思維方式和傳統價值觀的差異，“共同價值”在西方政客的眼中變成了中國試圖從價值觀上取代西方國家，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成為統治世界獨一霸權的政治工具。部分人意圖把“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畫等號，通過普世價值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抨擊，用虛偽的“民主”和“人權”攻擊中國共產黨的百年領導，對青少年進行意識形態的滲透，實現其政治圖謀。我們必須厘清其中的差異，滌除困惑、堅定立場，秉承正確的價值觀念，引領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
參考文獻
[1]唐利如.“普世價值”的理性解讀[J] .紅旗文稿, 2014(9).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39.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242.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471.
[5]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468.
[6]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等,譯 .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2:55.
[7]趙學琳.人類共同價值的生成邏輯及其內在維度[J] .理論與改革, 2020(2).
[8]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般性辯論. 上的講話[N] .人民日報, 2020-09-23(1).
[9]習近平.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N] .人民日報, 2013-03-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