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庸思想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除了哲學和道德內涵，中庸亦是一種政治思想。在治國理政中，中庸思想強調采取適中的政策和行為，追求德性政治與和諧政治。在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現實和主流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也蘊含著一定的中庸思想。中庸思想對國家對外戰略有重要意義，國家要以國家實力為基礎，兼顧軟硬實力，靈活應用平衡與對沖戰略，提升國家領導人素養、加強國際話語權與民間外交，在國際合作中謀求共贏。
關鍵詞 : 政治哲學;中庸;國家對外戰略和政策;國際關系;
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思想博大精深，儒家中庸思想是中國傳統的道德哲學理念，其中也蘊含重要的政治理念。當前，政治領域對中庸思想的研究不多，特別是對其在國際關系和國家對外戰略領域中的應用研究較少，有待進一步挖掘和探討。筆者對這一主題進行了初步探索，發現許多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經驗可以在中國的中庸思想中得以發掘，因而以《中庸》一書的內容為主，試對中庸思想進行新視角的解讀。中國作為中庸思想源遠流長的國家，更要運用好儒家中庸的智慧，增強國家整體實力，實現民族復興，在國際舞臺上作出更多貢獻。當更多的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秉持一種中庸的處世之道，國際關系也會更加和諧。
一、中庸思想及其政治內涵
中庸思想博大精深，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在理解中庸基本思想及其政治內涵的基礎之上，我們可以進一步挖掘中庸在治國理政和國際政治領域的價值。
(一)中庸思想的基本內涵
中庸思想有著豐富的哲學和政治內涵。“中庸”二字是中庸思想的基礎，中庸思想也是一整個思想體系，不僅僅限于中庸的基本含義，而是有著更為豐富的內涵。
1．對“中庸”二字的理解
學者們對“中庸”或“庸”的理解形成了大致三種不同的認識。其一，漢代學者鄭玄提出，“庸，用也”。中庸就是“用中”，“用”強調了實踐性，表明要在具體實踐中去踐行中庸思想。其二，魏晉儒者何晏則認為，“庸，常也”。“庸”是一種原則或規范，人們的行為是受到約束的，不能隨心所欲行事。其三，北宋儒者程頤提出，“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二字被分開理解，“中”是不偏不倚、適中或無過無不及的意思;“庸”則表示“不易”，即平常的意思[1]。當前多數人對“中庸”的理解更貼近程頤的解釋，即適中和平常。
2．中庸思想的基本內涵
《中庸》一書集中體現了中庸思想，其主要思想可以簡明地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2]:“中和”，指人的情緒可以不表達出來，若要抒發出來就要節制，要符合常理;“執其兩端”，強調避免走極端，盡量做到無過無不及;“時中”，表明中庸思想不是一成不變或教條主義，而應該隨具體情形靈活而動[3];“慎獨”表明君子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高尚的品德和一顆敬畏之心;“素其位而行”，體現一種盡人事待天命的思想，君子應該安于目前的地位做他所應該做的事。“誠”被看作是中庸思想的根本，是中庸的必備品質。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7]這段話是《中庸》一書中直接提出的治國理政的主要九條原則，體現了儒家一脈相承的“內圣外王”思想，君子在提升自身修養的基礎上，以“仁”為原則對國家進行治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圣人之道的最高境界是潤物細無聲的狀態，即通過“親親”和“忠恕”之道，基于人的本性對國家進行治理。
(二)中庸思想的政治內涵
中庸思想是一種哲學思想，一種道德規范，也是一種治國理念，可以概括為德性政治與和諧政治兩種。
1．中庸推崇“德性政治”。
從中庸思想的基本內涵中，我們可以看出“德”貫穿《中庸》一書的主線。圣人要從修身做起，要循序漸進地達到中庸境界，從身邊的倫常關系著手，然后再推進到與他人、君主的關系。這種“內圣外王”的儒家思想在《大學》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中也有體現。中庸的根本在于“誠”，做到真誠才能明白事理，做到至誠才能幫助天地養育萬物。中庸政治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狀態，圣人的德行能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人民，而不是法家那樣將“刑”置為治國理政的首要地位。因此，中庸思想體現了“德主刑輔”的治國理念。
2．中庸崇尚“和諧政治”。
一方面，以德治國而非以法治國或以武治國，就體現了追求“和諧”的含義。和諧的基礎是和平，德治就是一種非武力的治國方式;另一方面，中庸最基本含義體現了對“和諧”的追求，“執用兩端”“致中和”“時中”，這些思想強調君主在治國理政中要持不偏不倚的立場，采取適中的政策，靈活進退，從大局出發，避免過于極端的政策和行為而引發政治沖突。
二、中庸思想在國家對外戰略中的應用
人類在政治思想實踐方面有著一定的共性，中國的中庸思想在其他國家治國理政和國家對外戰略中也有一定的體現和應用。國際關系中蘊含著中庸思想，對中庸思想的理解和應用有利于國家形成理性的對外戰略，推進更為和諧的國家間關系。
(一)以國家實力為基礎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7]《中庸》第十四章提出君子應該安于現在所處的地位去做應做的事，不生非分之想;而小人則會不顧自身的實際情況去冒險做一些不符合現狀的事情。這樣一種盡人事待天命的為人處世之道，在國際關系中也同樣適用。
國家實力是國家制定對外戰略和在國際關系中互動的基礎，一些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強調國家實力這一基本要素。結構現實主義是當前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之一，其核心假設是體系結構決定國家行為[4]。“體系結構”指國家實力對比狀況，不同的國家基于各自實力處于國際體系結構中的不同位置，而國家的各種行為是基于國家地位做出的。“結構選擇”強調結構對國家行為的決定性作用。溫特的建構理論也有相應的“文化選擇”，即國家身份決定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又決定國家行為[5]。筆者認為中庸思想在國際關系中容納了“結構選擇”和“文化選擇”，即國家所處的位置可以以物質層面的國家實力衡量，也可以以觀念層面的國家身份衡量，一般以國家實力為主。國家要基于其實力和身份來確定對外政策和行為。
例如，朝鮮在朝核問題中所采取的戰略和政策是否符合中庸思想或結構選擇及文化選擇呢?介于朝鮮在面積、人口、資源、軍事力量及GDP等綜合國力指標排名，按照“君子素其位而行”的理念出發，朝鮮在國際中的行為應該以其身份和地位為出發點，其對外戰略和行為應該符合其國際地位。朝鮮違背《核不擴散條約》，使其遭受國際社會譴責[6]，這顯然違背了中庸之道。
中國作為中庸思想淵源流長的國家，其對外戰略和政策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隨著中國實力不斷增強，中國“素其位而行”，在韜光養晦的基本戰略中，增添了一定的奮發有為。
(二)兼顧軟實力和硬實力
“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7]《中庸》第十章對“強”進行了解讀，提出了兩類“強”。一類是以武力展示的北方之強，另一類是以道德教化體現的南方之強。遵循中庸之道就是要同時重視和加強兩種“強”。
在國際關系中，國家實力越來越注重以軟實力和硬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實力。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提出，國家實力由“硬實力”和“軟實力”兩部分構成的，硬實力主要包括資源、人口、經濟和軍事等有形的力量，軟實力主要包括價值觀、文化和宗教等無形的實力。奈特別強調了軟實力的重要性，國家要加大對軟實力的建設[7]。
美國是世界超級大國，其霸權由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支撐，美國的軟實力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能在冷戰中戰勝蘇聯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其軟實力遠遠超過蘇聯。美國的價值和文化在無形中已經被世界廣為接受，其傳播途徑包括跨國公司、媒體和學者交流等[8]。除美國外，韓國近年來在文化軟實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僅韓國的國際形象得以提升，文化產業已成為韓國的一項支柱產業。美韓兩國都從強大的文化軟實力收益頗豐，其經驗值得借鑒[9]。特別是當前互聯網和媒體在國際關系中發揮重要作用，軟實力的影響力將越來越大。
(三)靈活應用平衡與對沖戰略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7]《中庸》第二章和第六章均指明中庸的根本內涵，即不偏不倚，不走極端，保持適中的態度與行為。“時中”還強調中庸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靈活變通。不論在做人還是治國理政中，中庸都是一種智慧。
國家在處理國際關系中采取的平衡或對沖戰略，明顯體現和應用了中庸思想。平衡戰略指實力相當的兩個國家，特別是大國，采取一定的手段，實現一種權力均衡的外交戰略[10]。對沖戰略是指處于兩個實力相當的大國之間的小國，與兩個大國開展合作，拉近或疏遠與兩個大國的關系，避免選邊站隊的外交戰略[11]。同時還需注意中庸所強調的“時中”，國家的平衡和對沖戰略不是一成不變的，而要結合時局的變化不斷調整。
18、19世紀，英國作為采取的“離岸平衡手”戰略蘊含著中庸思想。英國協調歐洲大陸大國間關系以維持歐洲大陸均勢與和平，尤其避免出現實力強大的國家挑戰英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英國靈活地與普魯士、法國等國家在不同時期結盟，沒有主動侵占歐洲大陸或直接在歐洲大陸稱霸。相比而言，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追求遠超出國家實力的大國之夢，走向極端而以失敗告終。在當前的亞太地區，許多中小國家都采取了靈活的對沖戰略以應對中美“競爭”，不同的國家在不同時期可能采取制衡多于接觸或接觸多于制衡戰略。東盟及成員國國家，在中美“競爭”的壓力下采取了積極靈活的政策而避免了僵硬的“選邊站”策略[12]。相比之下，韓國和日本作為美國的準同盟國，更多地受到美國政策影響而難以像其他東盟國家那樣靈活地與中美兩國互動。中庸思想對小國在大國間生存中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四)提升國家領導人素養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唯天下至圣，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7]《中庸》一文對圣人作出了很高的道德和學識要求，中庸是圣人應追求的道德標準，要做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一國領導人的素質與形象在國際舞臺上備受關注，對國家外交產生重大影響[13]。國家總統、國家總理、國家主席及外交部長等能代表國家的重要人物的形象是他國及其人民了解一國的重要途徑，良好的領導人素質更易于受到國際社會的青睞。例如，美國實行總統制，總統權力較大，對國家對外政策和對外行為產生重要影響[14]。從美國近兩屆總統的素養來看，可以發現領導人素養對美國的外交和國家形象產生不同的影響。前任總統特朗普是典型的政治素人，缺乏從政經驗，是美國歷史上極具個人特色的總統。執政期間，美國外交體現出一定的對抗性和攻擊性。有學者從政治心理學角度對特朗普外交進行分析，認為特朗普具有自戀型人格。還有學者從新媒體外交角度，指出特朗普獨特和隨意的外交方式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其國內外政策和行為不僅對對美國傳統社會造成沖擊，對世界秩序也產生眾多消極影響[15]。世界各國對美國的印象一落千丈，美國國家形象遭到破壞，包括美國傳統盟友在內的各國對美國的信任度降低。2021年，隨著拜登的上臺，美國的國家對外形象出現一定的變化。
(五)加強國際話語權與民間外交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7]《中庸》第二十九章表明，雖然道德在國家治理中有關鍵作用，但在民眾那里得不到認可便是徒勞無功。
對于處在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中的國家，一國正當合理的行為應被真正表達出來，被國際社會理解和認同的。這涉及到國家的話語權和國家聲譽問題。法國哲學家�？绿岢隽�“權力話語”理論，指出權力和語言的相互關系[16]。20世紀80年代末，話語權的概念進入了國際關系理論[17]。國際話語權是一國進行輿論引導、國際規則制定、議程設置、事件評議和裁定等方面的權力和權利。國際話語權可分為四類，各有不同的側重點，包括結構性話語權、制度性話語權、話語性話語權和道義性話語權[18]。中庸強調圣人的道德，因此更加重視“話語性話語權”和“道義性話語權”，前者側重概念、價值觀、意識形態等對外傳播與分享的能力和影響力;后者關注正義性和正當性基礎上的話語權。在媒體日漸發達的時代，當前提升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方式之一是“民間外交”[19]或當前的“新媒體外交”。當民眾能進一步接觸到本國或他國的外交政策和行為時，才能更好地理解國家行為，利于塑造國家的形象。例如，中日兩國在處理雙邊關系時，重視民間的、非官方的往來，即使在中日高層對話受阻時，中日關系也沒有完全斷絕。
中國作為崛起國家，面臨著話語權缺失等問題，中國的和平發展外交理念和行為并不能在國際社會中得到理解，常常被他國抹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理念被西方國家解釋為中國謀求引領世界的話語[20]。推動周邊國家合作共贏的“一帶一路”項目被西方一些國家視為中國的“馬歇爾計劃”11或地緣政治狀態為特征的國際體系。中庸思想從實際層面出發，中國要持續提升國家話語權，需加強民間外交[21]。
結語
中庸思想是儒家一脈相承的政治哲學思想，對我國古代和現代的治國理政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其核心是執政不偏不倚，采取適中的政策和行為，注重德性政治與和諧政治。筆者對《中庸》解讀后，發現中庸思想在國際關系領域中有很多體現和應用，中庸思想對國家對外戰略具有重要意義，國家要以國家實力基礎，兼顧軟硬實力，靈活應用平衡與對沖戰略，提升國家領導人素養，加強國際話語權與民間外交，在國際合作中謀求共贏。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新興經濟體和世界第二大強國，其國際行為備受世界關注，中國要運用好儒家中庸的智慧，增強國家整體實力，實現民族復興，在國際舞臺上作出自己的貢獻�？傊�，中庸智慧不僅助于國家的和平與發展，也有助于國際社會的和諧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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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馬歇爾計劃: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的計劃，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