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年論文是“各類高等院校在校學生在大學二年級開始練習撰寫的考查學習成績和科研能力的論文(有的三年級才練習撰寫)。它是學生通過一段時間的基礎課學習之后,在老師指導下,運用自己掌握的基礎理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獨立地進行科學研究,分析和解決學術問題,了解學術論文寫作的步驟和方法,培養和鍛煉學術研究能力的一種嘗試”.[1]論文寫成之后,一般不進行論文答辯,由論文指導教師負責審核,并寫出評語、評定成績。學年論文是一種初級形態的學術論文,盡管在廣度、深度、難度等方面都只是論文的雛形,但它畢竟屬于論文范疇,因而,它同樣具備學術論文的一般特點(即必須具備科學性、學術性、創造性和規范性等),其作用也不容忽視。其中,訓練創造性思維和培養創新精神,是我們要求高年級大學生撰寫學年論文的根本目的。
創新是學術的靈魂,是學術研究的內在要求和發展動力。時代的發展呼喚學術創新,經濟力量的提升需要文化與學術的同步繁榮,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將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學術創新成為我國學術界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所謂“創”就是打破常規,“新”就是在打破常規的基礎上造出新的、有意義、有價值的東西。不創新,科學就難以發展。1998年6月1日,江澤民在接見中科院第九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大會的部分院士與外籍院士時的講話中指出:“迎接未來科學技術的挑戰,最重要的是堅持創新,勇于創新。我說過,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各項事業的進步,都要靠不斷創新,而創新就要靠人才,特別要靠年輕的英才不斷涌現出來。”[2]
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創新精神,這個民族就要衰亡。人類的歷史就是創新的歷史。沒有創新,人類文明就不會前進。一個社會,迸發的新思想越多,包容的新學術越多,開掘的新知識越多,則其除舊布新就越快,創新能力涌現就越快,社會進步就越快。創新是學術研究的終極目標,是學術的生命,只有不斷地探索追求,才會有新的發現,才會有新的研究成果?茖W研究是對新知識的探求,如果科學研究只有繼承,沒有創新之處,那就毫無價值。學術論文的本質在于承載和傳播科學領域內最新的學術信息。
創新是科學發展、文明進步的動力。當代大學生肩負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培養大學生創新能力,是大學教育的首要任務。培養大學生創新能力,必須培養其理性的思辨精神,使之具備良好的判斷能力和批判精神,鼓勵其在學習和繼承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勇于突破成規,勇于對現有知識質疑,敢于獨辟蹊徑,不斷發現和創新科學知識,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我們認為創新,就是指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具有新的發現、新的見解、新的成果。學年論文的創新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要有問題意識,要敢于提出問題
學術創新要有問題意識,要能夠、敢于提出新問題。愛因斯坦說:“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3]馬克思指出:對一個時代來說“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4]著名科學家李政道也認為:“做學問先要學‘怎么問',如果在學校只學’如何答‘,都不是做學問。”
有些學生可能會認為別人已經研究過的題目(或課題)沒有必要再研究了,再研究也不能出新成果。甚至有人不無偏激地認為,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沒有產生過像魯迅、郭沫若、茅盾等這樣的大家,沒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這種看法,可以說相當片面。這六十年來,的確沒有產生像魯迅、郭沫若、茅盾等這樣的大家,但卻產生了他們那個時代沒有也不可能有的文學作品(像《白鹿原》《廢都》《古船》《活著》《長恨歌》等等),塑造了他們那個時代不可能出現的人物典型。如果我們真正地深入到當代文學的研究領域,就會發現可研究的課題是相當豐富的。如新時期的文學與新中國成立后的17年文學相比較,無論是在題材、主題的多樣性,還是人物塑造方面,以及表現手法的多樣化,作家藝術風格的建樹方面,文學觀念方面,都有突出的變化和發展,完全可以選擇其中之一進行研究,完全可以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實有不少研究的新成果,往往是在原有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例如,著名文學理論家、作家、詩人馮至在杜甫研究上就很有創新意識、創新精神。據有關資料介紹,杜甫研究在中國已有近千年的歷史,有人作過統計,集注近400種,考證、箋釋、輯評有200多種,年譜有50多種,關于杜甫詩的詩話可謂“車載斗量”,許多研究杜甫的專著和論文也頗有創見,但從整體上去研究杜甫和把握杜甫的工作,卻一直沒有人去做。沒人去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是要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二是要為杜甫寫一部反映他一生的傳記,史料不足;三是已有不少人研究,也有不少人寫出了一些頗有創見的文章,再創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馮至卻迎難而上,從1947年開始到1951年,他用了四年的時間從整體上去研究杜甫。他就是在前人研究杜甫的基礎上,經過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見解,終于撰寫出《杜甫傳》。這本傳記是杜甫研究史上的第一部,它在杜甫研究領域中具有開創性的意義。這部傳記既是一本嚴謹的科學著作,也是一部動人的文學作品,它問世之后,不僅受到許多學者的、讀者的好評,而且還受到了毛澤東的好評。馮至如果沒有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他就不可能寫出《杜甫傳》。鄭振鐸用十多年的時間撰寫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錢鐘書撰寫的《談藝錄》《管錐編》等著作,都蘊含著學術大師在學術研究中敢于創新的精神。
從以上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別人研究過的基礎上,仍然可以再搞研究,仍然可以出新的研究成果,當然,這需要研究者必須要有問題意識,要能夠敏銳地大膽地挖掘、發現有價值的研究話題(或課題)。
2.要勇于開展學術爭鳴
在開展學術研究的過程中,產生學術爭鳴是不可避免的。“在人文社會科學各門學科中,由于時代條件、指導思想、思維方式的差異,也由于考量視角、探求途徑的不同,人們對同一范疇、同一問題的解讀與詮釋就可能有所不同,自然會產生不同的觀點。即便是同一時代、同一思維方式與同一指導思想的研究者,也常常由于其生活背景、知識結構、學說旨趣的差異,在研究同一事物時得出不盡一致甚至迥然相異的結論。另一方面,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是否妥當、正確,常常要經過很長時期社會實踐的反復檢驗或學術探討的大量印證,才能夠比較清晰地凸顯出來。即便是某種權威學說或經典理論在其形成后雖然要占據學術主流,并將在一定的時期內產生重要的示范效應,但它們既不應該也不可能長期一成不變,必將隨著新的社會實踐的牽引或學術研究的深化而有所修正與發展。因此,在人文社會科學的演進軌道中,人們尊重學術權威,但卻不會承認其擁有神圣至尊的壟斷地位;人們尊重主流學派的學術觀點或理論模式,但卻不會將之奉為完美無缺的絕對真理。也正因為如此,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必然要產生互有差異乃至對立的各種學派及其觀點,也必然由此而展開諸多的觀點交鋒乃至激烈的學理論戰。”[5]這種學術爭鳴所促成的思想解放,能大大地拓展研究視野,提升學術境界,激發創新精神。在討論、爭鳴時,要抱著友好的態度,對一些確實立論有問題的學術觀點,指出其學術觀點的問題所在,并提出自己的學術觀點,友好地進行商榷,以此共同推進學術研究事業的發展。因此,在學術爭鳴中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也是一種創新的表現。
例如廣東肇慶學院文學院的王福湘教授撰寫的論文《幾部經典文本的修改與當代文學的版本問題》[6],對《紅旗譜》《青春之歌》《創業史》《山鄉巨變》的修改版和初版作了細致的比較與分析,從版本學角度論證了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某些規律,呼吁出版界和學術界要重視當代文學的特殊版本問題;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在爭鳴中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我們大家都知道,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這四部小說一直背稱之為五六十年代革命歷史題材和農村變革題材的優秀長篇小說,對這四部長篇小說的原版本和修改本一直也存在著不同的評價,有認為原版本不如修改本的,也有人認為修改本不如原版本,但都缺乏版本之間的具體的比較研究。而王福湘教授的這篇論文,則通過具體深入的比較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不論是思想還是藝術,這些修改本都比初版本遜色,修改并不成功,或者簡直就是失敗。”尤其是該論文還提出了“為什么修改本總不如初版本”的原因所在--“當代文學的某些特質和規律”,這是很有見地的,立論也是站得住腳的。這對重新認識這四部作品的修改本是很有意義的,這也是一種創新性。
又如,廣東惠州學院的李靖國教授的論文《魯迅<狂人日記>重探》[7]也是在學術爭鳴中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在學術界,眾多的學者專家都認為,五四新文學的開山之作--《狂人日記》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魯迅塑造了一位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斗士--“狂人”的形象。而李靖國經過多年的深入研究和多角度的深入分析,則提出了“’狂人‘這個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備徹底性與不妥協性”的新見解。我們認為,在評析《狂人日記》的論文可謂汗牛充棟的今天,李靖國卻能解讀出這篇作品的新意,提出新的見解,這對于人們重新認識和評價“狂人”這個形象是很有啟迪意義的。
北京師大教授王富仁先生所撰寫的論文《〈廢都〉漫議》[8],也是在學術爭鳴中提出自己對《廢都》這部頗有爭議的作品的認知和評價的。
3.要敢于質疑權威論斷,提出新見解
古人云:“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懷疑是知識的鑰匙。只有敢于懷疑,才能減少盲從。杰出人才都是在不斷質疑、不斷思考、不斷挑戰權威過程中成長起來的。
在中國當代文學評論中,曾出現過極為特殊的現象,即文學評論由于受到錯誤思潮的影響,也往往和政治、政策對號,褒貶依據“風向”,定論全靠“氣候”,對一些作家作品沒有作正確的、公允的評價,隨意歪曲事實,無限上綱地進行批評。(五十年代對胡風等人的批評即是如此粗暴)。對這種不正確的批評定論,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做出新的評價。
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對路翎《洼地上的“戰役”》的批評定論,就得推翻,就得再認識再評價!锻莸厣系“戰役”》是一篇反映抗美援朝戰斗生活的小說。它通過一個朝鮮姑娘和一個志愿軍戰士之間所發生的淳樸的愛情故事,贊美了中朝人民之間的深情厚誼。但在50年代,有的名作家名批評家卻把這部作品批評為“散布消極、動搖、陰暗、感傷的情緒,散布和平幻想和反動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具有“反動性”和“反革命本質”.這種批評定論,不僅使作品遭到了批判,而且也使作家遭到了迫害。1980年中央有關部門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重新定論落實政策之后,野艾在《對一個熟悉的陌生人的問候--向路翎致意》中,對《洼地上的“戰役”》做出了新的評價:“這部以朝鮮戰爭為背景,描寫朝鮮姑娘金圣姬和志愿軍戰士王應洪之間真實、樸素而又微妙的愛情的作品,在我所在的部隊,受到了普遍的歡迎。”“作品嚴格地從生活的真實出發,毫不回避現實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現和存在的矛盾、沖突,使描寫的人物在尖銳的思想、感情交鋒與糾葛中經受考驗,從而在生活聚焦的焦點中閃躍出照人的光彩。”“為戰地愛情和革命理想主義譜寫了一曲壯麗的凱歌。”[9]這種敢于推翻名作家名批評家的定論,敢于提出新的見解,敢于重新做出公允的評價的精神,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有的學術論文,雖然沒有提出新的學說,但敢于匡正謬誤,指出偏頗,也是具有一定的創新價值的。例如王福湘的《謠言惑眾幾時休--評王曉明〈魯迅傳〉的一條注釋》[10],為了駁倒一個謠言,作者搜集了大量資料,經過分析辨別,歸納整理,寫成此文。王福湘寫這篇辟謠文章,其目的就是“不忍看到一本嚴肅的而且堪稱優秀的學術著作竟使用謠言作材料,更不能容忍這種手段拙劣的品質惡劣的謠言因此而繼續傳播貽誤青年”.這種不迷信新老權威,對“權威”的話語敢于質疑和反駁,不也很有價值嗎?著名學者王曉明時任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原任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常務理事、《文藝理論研究》副主編,浙江大學、南京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兼職教授。他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權威,但王福湘并沒有完全迷信權威,而是結合自己的縝密思考,大膽地提出自己的質疑,亮出自己的見解。
另外,中南財經政政法大學教授古遠清先生所寫的《請再多下一點“水磨功夫”--〈中華文學通史〉當代文論卷史料匡謬》[11]一文,也是敢于質疑權威,大膽提出自己見解的好文章。(注:《中華文學通史》一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張炯等人領銜主編)
4.要有填補空白的開拓精神
填補空白的新發現,往往是指把已經存在的尚未被人們認識的東西認識出來。這種新發現、新認識,往往會使所研究的科學領域得到進一步發展。例如,國內外公認的學界泰斗、著名語言學教育家、國際知名的印度學專家和東亞最杰出的梵文學者季羨林先生,以自己所掌握的多種古代語言(如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為工具,著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關系,先后發表《浮屠與佛》、《論梵文td的音譯》。“這兩篇論文在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中別開生面,用比較語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證明漢譯佛經最初并不是直接譯自梵文,而是轉譯自西域古代語言。”[12]這種新發現、新理論,無疑填補了空白,成為該領域研究的寶貴財富,也將促進該領域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著名民俗學家、民間文學大師鐘敬文先生在民俗和民間文學研究方面獨有建樹,是我國提倡用人類學、民俗學、民族學的觀點來研究民間文學的首批學者之一,是我國第一次正式打出民俗學大旗的學者之一,他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研究院研修期間所撰寫的重要論文《民間文藝學底建設》[13]一文,首次提出了建立獨立的民間文藝學的問題。對建設中國自己的民間文藝學學科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這篇論文所提出的開創性見解,無疑也具有這種開拓精神。
當然,這種開辟新領域的探索性研究,極具創造性和創新性,但難度比較大,它往往需要研究者具備一定的學術積累和敏銳的學術眼光,具有較寬廣的學術視界。要實現這種“人無我有”的學術創新,重在學術積累,重在培養學術眼光,重在學術研究的戒驕和戒躁。
結語
學術論文要有創新性,當然,我們也要認識到,學術創新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和持久的探索,需要全身心投入到學術創造活動中,才能達到嶄新的、更高的學術境界;同時,也不能把創新看得過于簡單,把它簡單地理解為標新立異,追求時髦。北京大學資深教授黃枬森先生早在1986年就曾指出:“在有些人看來,新的就是好的,中國沒有的就是好的。古人沒有講過的就是好的。他們把過去的傳統的公認的東西一概斥之為過時、陳腐,認為偉大科學家之所以偉大就在于全盤否定過去的東西。這種思潮借思想解放之風到處泛濫,在文學、藝術、美學、倫理學、歷史觀、世界觀等領域尤為強勁。”[14]這種追求新奇的不正之風,會把科學研究引入歧途。所以,我們在強調“銳意創新”的同時,不要為創新而創新,故意標新立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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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福湘.幾部經典文本的修改與當代文學的版本問題[J].海南師院學報,1998,(2).
[7]李靖國.魯迅<狂人日記>重探[J].文學評論,2002(4).
[8]孟繁華主編.九十年代文存(上卷)[A].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1-20.
[9]野艾.對一個熟悉的陌生人的問候--向路翎致意[J].讀書,1981,(2).
[10]王福湘.謠言惑眾幾時休--評王曉明〈魯迅傳〉的一條注釋[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1).
[11]古遠清.請再多下一點“水磨功夫”--〈中華文學通史〉當代文論卷史料匡謬[J].文匯讀書周報,1999-6-12(3).
[12]黃寶生.季羨林[A].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編.學術大師治學錄[C].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3]鐘敬文.民間文藝學底建設[J].藝風,1936,(1).
[14]黃枬森.創造性是博士論文的靈魂[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19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