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譯者姿態理論; 中華文化外譯; 尋求文化榮耀; 《阿 Q 正傳》; 王際真譯本。
一、引言
近十年來，隨著“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逐步實施，一些國內學者呼吁要加強中譯外研究，尤其“要在理論上花功夫，要大力推進中國翻譯學理論的建設”許鈞也認為，“加強中譯外研究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任”，還強調指出中譯外研究要有“跨學科的視野”20 世紀末，借重西方社會學理論的社會翻譯學崛起，為我們推進中譯外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跨學科視野。但目前應用于翻譯研究的社會學理論，包括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和符號產品理論，拉圖爾( Bruno Latour) 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盧曼( Ni-kolas Luhmann) 的社會系統理論，以及有關學者基于這些社會學理論提出的翻譯理論或譯本生產與傳播過程分析模式，包括古安維克( Jean-MarcGouanvic) 構建的基于布迪厄社會學思想的理論框架，比澤蘭( Hélène Buzelin) 提出的基于場域理論和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綜合研究模式，海爾布倫( Johan Heilbron) 提出的用于分析國際翻譯圖書在權力、地位不同的語言群之間不均勻流動的理論模式，卡薩諾瓦( Pascale Casanova) 提出的翻譯在高度等級化的國際文學場域內不平等交流的分析模式等，要么適用于把譯作置于跨國圖書傳播及國際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的宏觀研究，要么側重于考察翻譯的社會語境和功能，要么用于譯本生產與傳播過程分析，都不能有效地分析譯本本身以及譯者采用的翻譯策略。值得注意的是，西米奧尼( Daniel Simeoni) 借用布迪厄的“慣習”概念提出“譯者慣習”( translator’s habitus) 理論，旨在探求一個更好的概念工具，以便解釋“翻譯過程中譯者做出的各種決定性選擇”以及造成不同譯者風格各異的原因［12］1。西米奧尼的研究結果顯示: 自古至今，無論譯者個人還是譯者群體，其慣習的基本屬性是“順從”; 由于規范對譯者的制約非常強大，當今譯者和古代或近代以前文明社會中的抄寫員一樣，“在文化領域舉足輕重的職業中歷來居于從屬地位”，而這種譯者被迫接受的制約是“歷史強加給譯者的信仰內化的結果”。由此可見，西米奧尼提出的譯者慣習是規范內化的產物，在與規范的角力中始終處于下風，因而作為一種分析工具主要適用于解釋為何譯者具有“以社會規范認同的方式進行翻譯的能力”。換言之，它能解釋的是譯者在規范制約和許可的范圍內做出的順從性質的選擇和決策。
最近，英國學者查爾斯頓( David Charlston) 提出一種新的社會翻譯學理論，即譯者姿態理論，他認為某些譯作體現了譯者力圖“尋求榮耀”( hono-ur-seeking) 的一種身體姿態或立場。希臘籍學者帕斯馬茲( Kalliopi Pasmatzi) 豐富、發展了查爾斯頓的理論: 他的個案研究顯示，有著偏向目標文化慣習的譯者采用的翻譯策略體現了旨在尋求目標“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有著明確的文化身份或強烈的文化歸屬感的譯者在翻譯時尋求本國文化榮耀這一做法合情合理，可能具有世界普適性，因而該理論應該適用于中國語境中的翻譯實踐，尤其有著中華文化身份的譯者從事的中國文學文化外譯。在此基礎上還可進一步假設: 有著中華文化身份的譯者采用的翻譯策略往往體現出一種旨在“尋求中華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這就為我們解釋譯者自主、自發采取的某些翻譯策略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工具。本文旨在引介譯者姿態理論，并基于對《阿 Q 正傳》王際真英譯本的個案分析，論述該理論對中華文化外譯研究的適用性和解釋力。
二、譯者姿態理論與譯者的中華文化身份
布迪厄把“身體姿態”( body hexis)定義為“與涉及身體和工具的整個技巧系統有關聯的、負載豐富的社會含義和價值觀的既有個體特點又是系統性的姿勢模式”，“身體姿態……因而成為一種永久的性情( disposition) ，即一種既持久又穩定 的 站 立、說 話 及 感 受 和 思 考 事 物 的 方式”。布迪厄指出，身體姿態體現了人們共享的社會文化價值觀，與此同時，“人們對本文化把哪些行為看作是榮耀或不榮耀的有所預期，而這種預期是由文化決定的，人們的身體姿態( 即手勢、姿勢和立場) 恰恰體現了這種預期”�；诓嫉隙虻纳眢w姿態理論，查爾斯頓提出譯者姿態理論。他把“譯者姿態”( translatorialhexis) 定義為“在譯本中體現的譯者試圖通過翻譯追求榮耀的身體姿態”。通過對英國道德哲學家詹姆斯·貝利( J． B． Baillie) 翻譯的黑格爾( G． W． F． Hegel) 的《現象學》( Phenomenology) 的個案研究，查爾斯頓發現，與西米奧尼指出的譯者慣習普遍具有的“順從性”不同，“反映在翻譯文本細節中的譯者姿態體現了這位具有哲學家身份的譯者的一種挑戰權威、尋求榮耀的態度”
由此，可把譯者做出的各種翻譯決策( 包括選詞措辭) 解釋為“一種譯者姿態的具體體現”。例如，在翻譯《現象學》這樣一個意識形態上敏感的文本中的重要哲學術語時，譯者做出的詞匯選擇就體現了他的預期，即“預測由有權賦予榮耀的哲學同行組成的社會子場域中，什么被認為是榮耀的或不榮耀的”。“譯者通過文本和副文本細節表達了自身對思想價值觀的忠誠，復制了教會、國家和學術界等組織結構在目標文化中的合法性和正統性”，如把“Church”的首字母大寫所隱含的尊敬姿態固然可以顯示譯者的謙卑態度，“但在場域中某些有權賦予榮耀的社會群體看來，也可以用于尋求榮耀和尊敬”查爾斯頓指出，“從譯者姿態入手分析譯本的文本細節，可以揭示哲學翻譯涉及的復雜的決策過程”; 除了關心原作與譯作的對等關系，譯者還“用一種尋求榮耀的方式……關心譯本在目標文化中的潛在作用和接受情況以及他或她本人在場域中的聲譽”。查爾斯頓進而指出，因吉萊里( Moira Inghilleri) 強調了社會翻譯學研究從之前只關注翻譯文本“轉向把翻譯和口譯視為社會、文化和政治行為”的重要性［16］125，但查爾斯頓認為“這并不排除反轉回來在特定的社會和意識形態語境下考察一個譯本語言細節的可能性”
總之，譯者姿態理論為我們用跨學科研究的方式( 涉及翻譯學、社會學及其他學科) 把各種因素———包括文本、語言細節、原作與譯作的對等關系、譯本在目標文化中的功能和接受、場域的結構、譯者在場域中的地位、聲譽和資本等等———聯系起來加以考察提供了一個有效的理論工具。
查爾斯頓還就如何應用譯者姿態理論提出了建議: 研究者不僅要考慮一部譯作的特定背景，包括譯者的翻譯目的和動機、出版商或贊助人出版譯作的主要目的、譯作的目標讀者、翻譯出版的具體情形等，還要重點考察譯作產生時“歷史子場域的發展與嬗變”以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或政治權力的場域”。查爾斯頓認為，布迪厄所說的“文化生產場域”(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4］“結構著資本的分配”，但各個子場域之間存在著爭斗和對立，“這會影響譯者的自我定位，并最終影響其翻譯決策”
帕斯馬茲考察了 1994 年初版的英文歷史小說《科雷利上尉的曼陀林》(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的希臘語譯本②。這部小說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意兩國占領的一個希臘小島為背景，正面寫到了希臘歷史，但對某些歷史事件的描寫是失實的，如抹殺了當時希臘的一個左翼組織在抵抗法西斯侵略中的作用，把該組織的成員叫做“寄生蟲”“流氓”。帕斯馬茲通過細致的文本分析發現，在處理原作中這些與史實不符的內容時，有著本國文化取向的譯者安杰利多采取了目標文化“可以接受并認為是榮耀的翻譯策略”，包括委婉化( euphemization) 、凈化( sanitizing) 、過度糾正( hyper-correction) 、刪削等。帕斯馬茲認為，這些干預性改寫性質的翻譯策略體現了安杰利多試圖尋求本國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帕斯馬茲以“譯者姿態”和“尋求文化榮耀”為分析工具，令人信服地解釋了有著目標文化身份的譯者對原作中本國歷史文化信息的干預性改寫行為，揭示了譯者為尋求本國文化榮耀采用的某些翻譯策略，為我們考察中華文化外譯提供了一種可資參考的分析模式。
如上所述，布迪厄認為，我們對本文化把哪些行為看作是榮耀或不榮耀是有所預期的，而這種預期由文化決定，我們的身體姿態恰恰體現了這種預期。由此看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是否運用特定翻譯策略以尋求本國文化榮耀，往往決定于其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指個人屬于某個社會群體的身份或群體歸屬感，是個人自我認識和自我感知的一部分。文化身份往往與國籍、民族、宗教信仰、社會階層、地域或有著獨特文化的任何社會群體相關。因此，不僅個人有文化身份，社會群體也往往有著共同的文化身份［17］19-23。王東風指出，身份其實就是一種或一組范疇，具有某種屬性。如果該范疇是指某一類人( 如譯者) ，那么這類人在從事與其特定的身份有關的活動時，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認同該活動對其身份的規約，其行為就具有某種共性。這種在一定條件下表現出來的行為上的某種規律性對翻譯研究有重大的理論意義。王東風所論述主要是譯者的職業身份，但由此推論，具有特定文化身份的譯者群體在一定條件下也會表現出翻譯行為上的某種規律性，即本文所稱“尋求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
事實上，個人的文化身份頗為復雜，有時甚至具有多重性�；衾�( Adrian Holliday) 的實證研究顯示，盡管國別或民族是決定個人文化身份的重要因素，但在多個民族和文化共處的國家( 如美國) ，國別或民族這種外部力量往往與積淀于個人生活軌跡的各種層次的文化現實( 包括宗教信仰、家族史、社區、職業、政治和語言) 相沖突。本文目的并非討論文化身份的復雜性或動態變化，因此只需大體上界定譯者的基本文化身份。本文所稱從事中華文化外譯、具有中華文化身份的譯者主要有四類: 中國本土譯者( 如林語堂、楊憲益、蕭乾、王佐良) ，身在國外卻有著強烈的中華文化歸屬感的華裔譯者( 如王際真、余國藩、夏志清) ，港澳臺華人譯者( 如孔慧怡、齊邦媛) ，到國內“尋根”并謀求個人事業發展的海外華裔譯者( 如梁社乾)［20］。參照查爾斯頓和帕斯馬茲的以上論述，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因其特定文化身份和向外國讀者闡釋中華文化的翻譯宗旨使然，這些譯者采用的翻譯策略往往體現出一種旨在尋求中華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具體表現在: 一方面，在譯作中盡量保留原作蘊含的譯者視為榮耀的中華傳統文化信息，另一方面，對他們視為不榮耀的中華傳統文化信息予以干預性改寫。下文以《阿 Q 正傳》王譯本為個案，檢驗以上假設的有效性。
